民国时期最具规模的“宓大昌”烟店-三张老烟画背后的故事（下）

民国时期最具规模的“宓大昌”烟店

“宓大昌”烟店原名为“宓世昌烟庄”，由浙江慈溪宓家埭人宓宝城于清嘉庆年间在杭州开设。创始之初，规模不大，仅有一间店面，十几名员工，专营旱烟丝的制作和销售。同治八年（1869年），宓世昌烟庄更名为宓大昌烟店，迁至当时杭州最为繁华的清河坊四拐角。至清光绪年间，店业由其长子宓庄晓继承。面对外国烟制品倾销中国市场，烟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宓庄晓在研究改善烟味之法和吸烟者的嗜好后，对父辈的一套经营方法进行改良。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宓大昌的规模不断扩大，清末，工人增加到400多人，资金积累高达50万元，不仅从手工加工烟叶发展到设备加工烟叶，而且，已形成从烟叶收购到“杭烟”加工、经销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烟店，同时兼营各地有名的皮烟、水烟、潮烟、鼻烟，成为名烟齐备的烟店。民国五年，宓大昌烟在巴拿马愽览会上获得铜奖。

20世纪初叶的北京烟草市场

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推销的上海吸烟文化或许比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更具有社会包容性。几乎每个吸烟的上海人都消费卷在纸张中的烟草，包括那些工薪阶层和贫穷的劳工。在天津、广州和其他沿海或沿江的条约口岸城市也是如此。

在条约口岸以外，大规模采用机制卷烟要慢得多。北京就是一个例子。

卷烟引进北京的时间比上海晚一些，第一批进口品牌，如“孔雀”“品海”“自行车”，直到1900年左右才得以销售。辛亥革命迎来了民国初年的“洋服热”，此后北京的卷烟销量才有起色。卷烟和卡其布制服、西装、草帽和皮鞋一起，被许多上层居民视为新时代的象征。卷烟精品店在1911年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新兴商业区，5年之内，多达300家商店销售卷烟。到1913年，还有小贩在货摊上销售廉价的手工卷烟。然而，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战争爆发以后，这座城市对旱烟的需求依然相当大。

在上海，卷烟在1928年已经基本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烟草，与之相比，北京烟草贸易依然维持了卷烟和本土旱烟的二元格局。这两种贸易各自都有类似但相互排斥的行业组织。

当地烟业同业公会在1931年一共有60家商号，另外还有约50家做旱烟和鼻烟生意的非会员商号在城里经营。在20世纪30年代，共约有530家大小批发商号在北京销售烟草制品。

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经济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与上海有所不同，这些方面延缓了卷烟的大量消费。

首先，北京本身不是卷烟的工业产地。两家早期企业——成立于1905年的北京爱国纸烟厂和成立于1906年的北京大象卷烟厂，都仅在经营几年后就倒闭了。北京有几家手工卷制廉价卷烟的工厂，即便是烟头里残存的烟草也可能被再次加工出售。北京没有机械化的卷烟工厂，直到1940年日本人建立了一个。所有在北京销售的机制卷烟都从国外进口，或者在上海、天津或汉口生产。对北京的消费者而言，这显然提高了机制卷烟的价格。

其次，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居民总体上比较贫穷。在上海，领取薪水的小市民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去购买中档卷烟。而在北京，将近四分之三的居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有钱人”包括巨富、城市专业阶层以及公务员、教授等文化精英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1928年，在国民党迁都南京之后，构成北京社会富裕阶层的许多公务员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此后，北京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偏重底层。

由于这座城市缺乏工业，而且社会结构偏重底层，北京居民在整体上拥有较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卷烟之类的非必需品。

机制卷烟未能进入许多普通北京居民家里还有一个原因，与这座城市的商业空间布局有关。在上海，销售工业制品的零售商店几乎遍布所有的街区。与之不同的是，在北京，这样的商品只在王府井、西单和前门等高档购物区销售。这三个地方的百货公司、商铺和精品店是高端进口工业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它们位于市中心，而且离使馆区不远。

北京没有上海的那种街坊烟纸店。烟草零售由专门的卷烟店和长期存在的烟店分担。专门的卷烟批发商和零售店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就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但由于较大的烟草公司通常会和批发商签订独家合同，因此这些商店往往只销售一家公司的品牌。北京的零售店数量不多，这意味着北京消费者的选择通常要少得多。虽然北京和上海的有钱人可以买到相同品牌的卷烟，但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的小型华资工厂生产的廉价卷烟却不能提供给北京的底层消费者。许多小商小贩在大多城市居民喜爱的庙市上销售廉价卷烟。不过这些卷烟并不是在工厂里生产的，有些可能是在城里或郊区的作坊里手工卷制的。天桥是众所周知的跳蚤市场和天坛附近受欢迎的娱乐区，那里有专卖廉价卷烟的商店以及众多销售卷烟的摊位。

民国时期烟草公司烟片上印发的通行规则

这是民国时期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的烟片，见证了当时的通行规则——靠左行驶。烟片正面图案是三辆小汽车，两辆靠左相向而行，其中一辆用手势示意后车从右侧超车。烟片背面印有“口语化”的说明文字：“靠左边走当然是交通上最重要的规律。尤其是在开着慢车的时候，更需将车子靠到最左边行驶，留去空余地位（这一点就在图中显示着）。因为你所需要的，不过是一辆车的行驶地位，不是道路的一半呵！”

三张老烟画背后的故事（下）

烟草公司中的“话题之王”

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华成烟公司是当年的“话题之王”。现在很多明星以话题带流量，华成烟深谙这一套路。

华成烟公司创办伊始，产品有“月宫”“旗童”“三旗”等。为进一步打开销路，公司1924年推出“金鼠”牌卷烟，因质优价廉，很快畅销。为了与在华英美烟公司抗衡，华成烟公司又于次年推出了档次较高的“美丽”牌卷烟。正在两大品牌卷烟热销市场之时，接连两场官司却给这个新兴的民族烟草企业惹上了麻烦。

1926年2月，德商汉运洋行借华成烟公司生产的“金鼠”卷烟商标与该洋行生产的“金驼”卷烟商标近似为由，控告华成烟公司侵权，妄图扼杀“金鼠”卷烟。后华成烟公司应诉，动用巨资疏通，法院最终以双方商标都未注册为由，驳回上诉。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1927年，“美丽”烟标上的“主角”吕美玉，就肖像问题向华成烟公司提出交涉。考虑到其烟标形象深入人心，华成烟以每箱“美丽”牌卷烟提取商标费用五角的代价平息了这场官司。1933年吕美玉提出解除协议，华成烟公司一次性付2万银元结束了纠纷。自此，华成烟完全取得了“美丽”烟标的专利权。吕美玉也因此由小明星成为大富婆，后嫁给上海房地产大亨魏廷荣做二房。没想到，后来黄金荣、杜月笙也看上吕美玉，两人联手后，搞出了一场魏廷荣遭绑架又破财的故事来。

“美丽”牌卷烟对吕美玉是福是祸很难说，但对华成烟公司而言，却由这一顶级的话题流量使企业家喻户晓，由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和利润。

墙体广告甚至做到了镇江农村

虽然在镇江的销售份额不算最高，但这丝毫不妨碍华成烟公司在各地广告上的投入信心和力度。

当年，华成烟公司“砸广告”是沪上报刊一景。分别是“金鼠牌香烟，烟味好，价钿巧！”和“美丽牌香烟，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他们将这两条易懂易记的广告标语在报刊、电台反复宣传。同时，在销售过程中，该公司广告善于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引申和发挥，博取更多的公众认可。如1931年10月5日，上海《申报》整个头版都是“美丽”烟广告，将绘有铁路干线的东北三省地图作主图，上部印“请国人注意东北形势”字样，点明日本侵略加剧的现实，广告中印有“国人爱国，请用国货”字样。而张先生的藏品中，正好就有民国上海报纸，他在其中发现了一张四分之一版的华成烟广告，从中可见华成烟在报纸上的出镜频率。

在此基础上，华成烟公司在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城镇、农村乃至穷乡僻壤，到处竖立广告牌，张贴广告画，还在城市游艺场所、行驶电车、公共汽车上绘制广告，促使产品销路不断扩大。特别是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在“抵御洋货，提倡国货”的浪潮中，华成烟公司的“金鼠”牌、“前门”牌，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争得了市场，公司也因此大为盈利，其股票原来100元票面只值30元，后来涨至2000元，还没有人肯脱手。

这样一段广告佳话，记者在孔网的一张民国老照片上也找到了印证。

这张民国银盐照片尺寸为12.3×9.3厘米，售价是450元。卖家是北京的一位资深藏家，其主营清代民国老照片等资料，也是全国古旧老照片的重要出货人之一。按他的理解和标注，这是一张“民国时期江苏镇江附近的运河船景老照片”。

巧的是，记者在上面发现了重要信息，就是在照片上河对岸的民居墙上，居然有“金鼠牌香烟”的大幅墙体广告，而“金鼠”正是华成烟公司的看家牌子。这样来看，当年华成烟公司在沪宁沿线城镇、农村乃至穷乡僻壤到处刷广告牌，这是真的。

那些曾经著名的香烟品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世纪盛极一时的香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亦是历史的承载体，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鲁迅

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华夏大地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华大地上的西方工业以及文化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华夏文明，当实业救国口号开始盛行之时，诸多国人开始兴办企业，在此期间，西方的诸多企业家也在此刻进入中国市场，在这其中，香烟企业以及制烟厂也迅速发展起来，民国时期的思想冲击，使得香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流行，这这期间也出现了很多畅销的香烟。

民国时期的香烟，大部分都是由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老刀牌香烟就是这家企业最早在我国生产的卷烟之一，不过老刀牌香烟在刚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并未在第一时间受到国人的认可，究其原因便是老刀牌香烟的前身是由英国惠尔斯公司所命名的，当时烟盒上的英文字母pirate cigarette，意在诠释着自己侵略者的身份。

这样的宣传手段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抵制，进而也就导致了这款香烟在初入中国市场之时不仅没有受到认可反而还遭受了大范围的抵制，后来当6家英美公司共同合并为英美烟草公司的时候，这款香烟才改为老刀牌，同时香烟包装上的图案也改成了一个持着刀的商人，也是这一改动，逐渐的被国人所认可，且成为了第一批进入中国人眼中的卷烟。

在当时，老刀牌不仅是家喻户晓的香烟品牌，同时也是动荡年代的一些代号承载体，倘若有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如今很多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出现老刀牌香烟的影子，不过这款曾经畅销的香烟，在建国之后经过诸多改动后，由于无法适应潮流的发展，最终在1997年的时候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哈德门在当时也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后来由于其香烟本身带有殖民色彩，在1963年被停止生产，一直到29年以后，这款香烟才重新在青岛烟卷厂出现，且时至今日依旧活跃在我国的香烟市场。

有一种香烟极具民国时期的特色，需要知道的是民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碰撞的时代，这些现象在民国女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身上有着古典与潮流相撞后的独特韵味，同样他们也是冲破传统思想以及封建礼教的新时代女性，当这个时代的女性地位逐渐提高，旗袍大波浪也开始流行。

不过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这些曾经畅销一时的香烟品牌有的隐匿在历史的潮流当中，有的则继续活跃在大众香烟市场，它们身上不仅仅只是时代的标志，同时也带着浓重的历史气息，以至于现在很多烟民十分喜欢收藏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烟盒，对这些人而言，他们收藏的不仅仅只是，一张带有图案的纸质，更多的还是收藏一个时代的历史气息，通过这些烟盒，他们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别样风情。

仔细回忆一下，至少也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包香烟拆开卖的年代，也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时物资匮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冬天家家都有菜窑，储存着白菜、土豆、萝卜等几种有限的蔬菜。那时因为年龄小，现在回想起来，顶多就是“穷并快乐着”，必竟那个年代是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生人的儿童时期，而童年，是每个人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期。记的那时县城里有一家卷烟厂，同学有家在卷烟厂的有时会偷偷溜进厂里，拿一些尚未切割的卷烟出来，我们几个调皮的男同学，乘着冬天给班里生炉子的机会，悄悄的模仿大人抽烟，可因为烟没有切割，抽也抽不动，满嘴苦哈哈。

记得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购买生活用品还需要票证，香烟也要凭票供应，只有什么古巴烟，朝鲜烟以及个别几种几分钱的烟不要票。

香烟作为我国一种独特文化，虽然在明朝时期才进入我国，不过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他与酒在中国独特的社交文化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当人们说到香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有害健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香烟对于烟民来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压力，不过它对于人的身心健康却没有好处，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提倡戒烟，烟盒上的包装也没有以前漂亮了。

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同样也是烟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当烟民聚在一起之时，有一个话题就是探讨他们曾经抽过的香烟，这些香烟随着时代的变化，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倘若不认识这些香烟品牌，或许也就无法融入那些老烟民的话题圈内。